文 / 朱万章
内容摘要:作为书画余兴,文徵明传世的两件朱竹作品不仅在其艺术生涯中较为罕见,在明代画史上也不多见,而且是现在所见存世最早的朱竹作品,因而具有了标杆意义。笔者认为,文徵明在朱竹作品中展现了“清风”与“超俗”的文人情怀。对文徵明朱竹的探究,不仅有裨于文徵明艺术成就的全面认知,对于画史的梳理与发见,亦不无学术价值。
关键词:文徵明 苏轼 朱竹 宋克 孙克弘 墨竹
文徵明(1470—1559)(图1)擅画山水,兼擅花鸟、人物。在其传世作品中,大抵八成以上为山水,花鸟次之,人物再次之。在其花鸟画中,以“竹”为主题的有近二十件左右,均为墨竹和朱竹。其墨竹有作于明嘉靖十年(1531)《双柯竹石图》轴(上海博物馆藏),明嘉靖十三年(1534)的《竹石乔柯图》轴(吉林省博物院藏),明嘉靖十五年(1536)的《兰竹图》卷(上海博物馆藏)〔1〕和《兰竹石图》卷(故宫博物院藏),明嘉靖十七年(1538)的《画竹册》(台北故宫博物院藏),明嘉靖二十二年(1543)的《兰竹拳石图》卷(故宫博物院藏),明嘉靖三十七年(1558)的《枯木竹石图》扇页(上海博物馆藏),及无年款的《兰竹》扇面、《兰竹图》轴(均藏台北故宫博物院),《兰竹图》卷、《墨竹》扇页、《竹石》扇面(均藏故宫博物院),《兰竹图》轴、《古木竹石图》扇页、《兰竹图》扇页(三件)(均藏上海博物馆),《漪兰竹石图》卷、《枯木竹石图》轴(均藏辽宁省博物馆),《墨竹图》(吉林省博物院藏),《古木兰竹图》轴(浙江省海盐县博物馆藏)和《枯木竹石图》(陕西省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藏)等,而其朱竹作品则仅存两件(均藏台北故宫博物院)。这些画竹,反映了文徵明在主擅的山水画之外的艺术造诣。关于墨竹的话题,已有不少学者做过较为深入、全面的探讨〔2〕,笔者此文仅就其两件《朱竹图》展开讨论。
图1 [清] 叶衍兰 文徵明像 纸本设色 29.9×15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
一、关于文徵明《朱竹图》的疏证
文徵明的两件《朱竹图》分别作于明嘉靖十三年(1534)(图2)和三十四年(1555)(图3),是其在65岁和86岁所作。为论述方便,姑且将前者命名为“盛年本《朱竹图》”,后者命名为“晚年本《朱竹图》”。
图2 [明] 文徵明 朱竹图 纸本设色 117.7×24.3厘米 1534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图3 [明] 文徵明 朱竹图 纸本设色 149.3×29.5厘米 1555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盛年本《朱竹图》以条幅形式绘两竿修长的翠竹和数根短竹,均为折枝。朱竹居于画面下侧,占据画心五分之三的空间,画心上侧五分之一为题识,在题识与朱竹之间则另有五分之一留白。饶有趣味的是,不仅竹为朱砂所绘,且题识也为朱笔所书。其书文曰:“淇园丹凤飞来,几时留得参差翼。箫声吹断,彩云忽堕。碧空犹隔,想是湘灵。泪弹多处,血痕都积。看萧疏瘦影,隔帘欲动,应似落花狼藉。莫道清高也俗,再相逢,子猷还惜。此君未老,岁寒犹有,少年颜色。谁把珊瑚,和烟换去,琅玕千尺,细看来不是天工,却是那春风笔。右调《水龙吟》,高季迪先生作,嘉靖十三年,岁在甲午二月五日,徵明因戏写朱竹,遂录其上。”在画心右下侧,钤白文方印“文徵明印”和朱文方印“徵仲”,其鉴藏印有朱文长方印“石渠宝笈”、朱文椭圆印“嘉庆御览之宝”“御书房鉴藏宝”和朱文方印“宣统御览之宝”。“高季迪先生”即明初诗人高启(1336—1374),字季迪,号青丘子,江苏长洲(今苏州)人,擅诗文书法,与杨基(1326—1378)、张羽(1323—1385)和徐贲(1335—?)并称“吴中四杰”,著有《高青丘集》。高启的《水龙吟》原即为题一卷《朱竹图》而写,画的作者已不可考。高氏的词被作为朱竹形象的代言,在明代被广泛应用,徐应秋的《玉芝堂谈荟》、徐輶的《徐氏笔精》等均有记载〔3〕。惟其如此,文徵明抄录以咏其朱竹,亦有顺应时流之意。此图著录于《石渠宝笈初编·御书房》、北平故宫博物院编《故宫书画集》第十三册、《故宫周刊》《故宫日历》及《故宫书画图录(七)》等〔4〕。
时隔21年后,已过权杖之年的文徵明再次绘制了一幅《朱竹图》,也即晚年本。该图也为条幅,所绘也为两竿长竹与数根短竹。与盛年本略有不同的是,在造型上,此图占据五分之四空间,另有五分之一为题识。其题识也为朱笔所书,也抄录高季迪先生的《水龙吟》,款识有所不同:“右调寄《水龙吟》,高季迪先生作也,嘉靖乙卯秋日戏写朱竹,遂录其上,长洲文徵明”,在款识下侧,即钤白文方印“徵仲父印”“文徵明印”和朱文方印“衡山”。其鉴藏印有8方,除盛年本的4方外,尚有朱文椭圆印“乾隆御览之宝”、朱文长方印“三希堂精鉴玺”、白文方印“宜子孙”和白文椭圆印“乾隆鉴赏”。此图曾著录于《石渠宝笈初编·御书房》、北平故宫博物院编《故宫书画集》第十三册、《故宫周刊》《故宫日历》《书苑·文氏父子集》及《故宫书画图录(七)》等〔5〕。
文徵明的两件《朱竹图》,不仅题识都是抄录高季迪先生的《水龙吟》,在构图和造型上也有明显的相似之处,只是在朱竹的造型方面,盛年本的修竹要比晚年本要短,而晚年本的竹叶则要比盛年本要略繁盛,但总体上看,从意境、笔法与赋色方面,两图并无二致。在文徵明现存的画竹作品中,就具有年款的画作而言,最早者为62岁所作,最晚者为89岁所作。若从文献记载看,最早的画竹是在33岁时,系文徵明与蔡羽(1477或1478—1541)燕坐,为其写竹石并题〔6〕,之后的记录都在60岁以后。由此可见,其画竹几乎都集中在其花甲之年以后,也即其艺术创作的盛年与晚年。两件《朱竹图》也和其墨竹一样,是其晚年艺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二、文徵明朱竹与墨竹比对
文徵明的朱竹系墨竹的变体,虽然就技法而言,二者只是所采用的绘画原料的区别,气韵及格调并无本质的不同。但细究起来,仍然有很多相异处。文徵明的墨竹较有层次感,往往以墨色的浓淡深浅以表现竹枝与竹叶的偃仰摇曳与远近高低,如《墨竹图》(吉林省博物院藏,图4)即是如此。该图的竹叶与枝干均工整细致,墨色的层次丰富,竹叶纵横交错而不凌乱,颇有文同遗韵。福徵在画幅有题画诗,中有“醉墨淋漓湿未干,拂云群玉倚秋看”句〔7〕,可知其墨韵发挥得淋漓尽致。相比较而言,文徵明的朱竹表现则并不明显:一方面在文徵明而言,朱砂只是偶亦为之,在技术上不及水墨熟稔,故在色的浓淡深浅方面自然稍逊一筹;另方面,朱砂本身的性能与墨汁有所不同,在挥写时不及水墨恣肆淋漓。所以,两幅《朱竹图》与文徵明的诸墨竹画相比,就显得单一一些,在造型上有类同感。
图4 [明] 文徵明 墨竹图 纸本墨笔 59.7×29.8厘米 吉林省博物院藏
此外,文徵明的墨竹常与兰草、柏树、古木、寿石等多种植物或石配搭,并非孤立的竹,可见在题材的拓展方面,文徵明的墨竹发挥得游刃有余,如《兰竹图》(故宫博物院藏,图5)即是其例。而两件《朱竹图》,画中仅见“竹”,并无其他任何衬景。在形制方面,文徵明的墨竹有立轴(条幅),也有手卷,更有扇面,而其朱竹则仅为条幅。
图5 [明] 文徵明 兰竹图 纸本墨笔 73×26.8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
文徵明在其作于嘉靖十七年(1538)的《画竹册》中题识曰:“夏日燕坐停云馆,适禄之过访,谈及画竹,因历数古名流,如与可、东坡、定之辈,指不能尽曲。予俱醉心而未能逮万一。闲窗无事,每喜摹仿。禄之遂检案头素册,命余凃抹。余因想象古人笔意,漫作数种。昔云林云:画竹聊写胸中逸气,不必辨其似与非。余此册,即他人视为麻为芦,亦所不较,第不知禄之视为何如耳。”〔8〕故可知,文徵明画竹,多如倪云林(1306—1374)所言“聊写胸中逸气”。这两件《朱竹图》大抵亦如此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文徵明的朱竹与墨竹是一致的。
虽然文徵明的朱竹并不及其墨竹精湛,但其在文徵明艺术历程中的地位,则远远超越其墨竹,而其朱竹在明代画坛甚至整个中国绘画史上的意义,也远非其墨竹所比拟。
三、明代绘画语境中的文徵明朱竹
关于朱竹的源流,至少有四种不同的说法。第一种说法是指起源于三国时期的关羽(寿亭侯、关寿亭),孙克弘(1533—1611)在题跋《朱竹图》卷时说“管夫人喜写朱竹,杨廉夫赠以歌行,载集中,或云自寿亭侯始”,莫是龙(1537—1587)在自题《朱竹图》卷时也说“前辈言朱竹始于关寿亭,不知何昉,坡公亦效为之”〔9〕,而关羽距今太遥远,相关绘画资料阙如,对其绘制朱竹的情况并无明确记载。第二种说法是指起源于北宋的苏轼。据传,苏东坡在试院时,一时兴起画竹,但却无墨,遂用朱笔代之,从此便有朱竹。丁云鹏(1547—1628年尚在)在自题《朱竹图》卷时说“朱竹始作,起于苏长公。后至柯丹邱、宋仲温,嘉其不事绳墨,任情兴所适,以此往往追仿其意,然写不过一枝数叶,亦易穷其意也”〔10〕。第三种说法是指来源于米芾(米南宫),明人王穉登(1535—1613)在题莫是龙《朱竹图》卷时说“朱凤翩跹好羽翰,沧溟铁网出琅玕。他年身在青霞阙,手把葳蕤绛节看。朱竹始于米南宫,后世作者接迹,正如九辨七发,徒贻嚼蜡之诮”〔11〕,但关于米芾画朱竹的情况,王氏并没有详细阐述。第四种说法则是朱竹起源于明初的宋克(1327—1387)。宋克字仲温,江苏长洲人(今苏州),擅诗文书法,尤善画竹,有《万竹图卷》(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)行世。徐輶在其《徐氏笔精》中写道:“朱竹古无所本,起于国初宋仲温,有一卷不知何人笔。高季迪题水龙吟云……此卷旧为王太史家物,伯兄惟和收得之,珍若重宝……伯兄卒,卷售他人”〔12〕,徐应秋在其《玉芝堂谈荟》中亦说“朱竹古所无,起于国初,宋仲温在试院卷尾以朱笔扫之,故张伯雨有偶见一枝红石竹之句,管夫人尝画悬崖朱竹一枝,杨廉夫题其上云:网得珊瑚枝,掷向筼筜谷。明年锦弸儿,春风生面目”〔13〕,此处虽然讲朱竹起源于宋克,却又说元代的管夫人(管仲姬1262—1319)曾经画过悬崖朱竹一枝,可见并非宋克首创。王士祯(1634—1711)在援引《太平清话》的记载亦云:“朱竹古无所本,宋克仲温在试院卷尾以朱笔扫之,故张伯雨有偶见一枝红石竹之句,然闽中实有此种,红如丹砂。”〔14〕以上四种说法,学界普遍较为认同第二种,即朱竹起源于苏轼。在苏轼之后,元朝的柯九思(1290—1343)、管仲姬等人都有过画朱竹的记录,但遗憾的是,他们均无朱竹作品传世。
究其实,朱竹到底起源何人,其实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在明初以后,关于朱竹的诗词歌赋多了起来,而且关于绘制朱竹的文献记载和传世作品也大量出现。明人孙继臬(1550—1610)有《朱竹》诗曰:“亦是檀栾池上枝,何缘殊色污胭脂。轻阴却讶繁红藉,劲节难随大綘移。结实定为朱凤食,腾空堪作赤龙骑。多应血染湘妃泪,赋客梁园总未知。”〔15〕徐熥亦有《题朱竹》云:“根如赭虬,髯叶如丹,凤尾有时截作钓鳌竿。珊瑚乱拂桃花水,有时掷杖化为龙。白日青天赤鳞起,能将红雾变苍烟。产在朱明几洞天,须臾绛节生彤管,只向松间滴露研。”〔16〕郑以伟(?—1633)有《水龙吟·题宋仲温所画朱竹和高季迪》词曰:“湖州肝鬲青青,和烟生岀苍鸾翼。是谁移种,墨梢忽变,彩梢无隔,赤帝根苖,否龙孙播,渭川堆积,更云安杜宇,啼喉不歇,洒向高枝纷藉。漫道胭脂近俗,猛开帘,落红堪惜,魏征若在,锦袍疑见,立朝丰色,高子风流,黄绢宋克,天工刀尺,爱此君再欲传神,愧乏他苏黄笔。”〔17〕陈荐夫则有《朱竹歌》,中有“何人写此真殊技,解使琅玕成火齐。裁将彤管配朱弦,六月南风享炎帝”句。〔18〕清代的《石渠宝笈》著录有《明孙克弘及各家朱竹一卷》,画卷中有12段朱竹,分别为孙克弘(4段)、张忠、宋旭(1525—1606年后)、莫是龙(两段)、丁云鹏、周之冕、侯懋功和璩之璞所绘,在每段朱竹之后,大多有题诗或其他跋语,或言朱竹源流,或歌咏各家风韵,或独抒胸臆,如陆树声(1509—1605)在卷尾题跋曰:“孙汉阳君笔端三昧,幻出朱竹,萧散有高韵。卷中士,戏笔和之者一二辈。暇日就几展玩,惟恐收去。君自谓世无朱竹,复援前人名胜作,始者实之,不知大化中色俏何者?非幻苟心与象会,则作者自命何暇步邯郸也?”〔19〕可见无论在诗词歌赋还是在绘画方面,朱竹在明代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。
朱竹之所以在明初开始出人意料地受到文坛和画苑的垂注,除了宋克因为偶然因素开启明代朱竹绘画的先河外,更重要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:首先是因为与“朱明”王朝相关,所谓“产在朱明几洞天”,便是此意,因而这一时期的文人多有与时俱进之意。朱竹在朱明王朝,自然有祥瑞之意,这是当时很多文人墨客歌咏朱竹和绘制朱竹的主要原因;其次则是朱竹在明代确实存在,生长在福建、广东一带,《福建通志》记载:“朱竹,红如掷火,延建间有之,大可为杖,小者以餙盘匝,今其种绝矣。”〔20〕王士祯的《古夫于亭杂录》也有相关记录:“闽有朱竹,色如丹砂。余尝寄书门人李中丞,质君殷太学彦来求一枝作杖,彦来云:旧惟古田县一僧舍有之,周栎园侍郎求以为杖。自后官闽者,竞取之,遂成故事,僧苦之,竟铲去,其种绝矣。”〔21〕“周栎园”即周亮工(1612—1672),清初诗人及书画家,著有《读画录》等。据此可知,至少在明末清初之前,朱竹是一直存在实物的。故文徵明等人所画朱竹,既是如同墨竹题材一样的艺术创造,抑或也有写实之意。
四、文徵明朱竹的画史意义
宋克虽然被认为是明代画朱竹的第一人,但并没有朱竹作品传世〔22〕。据不完全统计,海内外公库所藏传世绘画,除文徵明的两件《朱竹图》外,现在所见的明代朱竹作品尚有孙克弘作于明万历六年(1578)的《朱竹图卷》(上海博物馆藏)、明万历二十一年(1593)的《文窗清供图》卷(故宫博物院藏)、顾聪作于明万历四十五年(1617)的《朱笔三祝图》轴(南通博物苑藏)、王子元作于明崇祯十二年(1639)的《朱竹兰石图》卷(故宫博物院藏)和倪元璐(1593—1644)作于同年的《朱竹图》轴(台北故宫博物院)以及孙克弘无年款的《朱竹图》轴(两件,均藏台北故宫博物院)、《朱竹图》轴(故宫博物院藏)、《朱竹图》扇页(上海博物馆藏)等。这些作品,即便是最早者(1578),也要比文徵明最晚的《朱竹图》(1555)晚二十三年。毫无疑问,就传世作品来看,文徵明的两件《朱竹图》,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朱竹画,故其在美术史上的意义,自然不可小觑。
“扬州画派”代表画家金农(1687—1763)在自题绘画中曾写道:“闽中有朱竹,粤中有朱竹,乃物之变者也。昔文待诏曾写一竿,予未之见,因以己意为之,不知其有合焉否耶?”〔23〕“文待诏”即文徵明,可见文徵明写朱竹,在时隔两百余年后,仍然被人记起,说明在明代中期以降直到清代中期,文徵明的朱竹在艺术圈有传播且有一定影响力。金农更在题画杂记中说:“蔡中郎作飞白书,张瓅画飞白石,张萱作飞白竹,世不恒见。春日多暇,余戏为拟之。若文待诏画朱竹,又竹之变者也。”〔24〕将文徵明的朱竹与前代的飞白书、飞白石和飞白竹相提并论,是画竹变体的象征,亦可见其在画史上的意义所在。虽然苏东坡的朱竹在文学史和画史上为人所传诵,但毕竟没有作品行世,文徵明却有最早的朱竹作品流传。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,文徵明的朱竹要胜于苏东坡朱竹。
有别于墨竹的是,朱竹几乎都是由朱砂所绘,朱砂在民间传说中有驱邪、辟邪的功能,而“竹”因与“华封三祝”之“祝”谐音,往往有祝福人多富、多寿和多男之意〔25〕。在明代画竹名家中,便有夏昶(1388—1470)的《三祝图》、项圣谟(1597—1658)的《三祝图》(均藏台北故宫博物院)和顾聪的《朱笔三祝图》轴等,都是借画竹以祝福之意。故文徵明的两件《朱竹图》,在单纯的“聊写胸中逸气”之外,更有祝福的寓意。因两件作品的相似度极高,故很大程度上是应艺术赞助人的需求,特意所绘。正因如此,反而成就了文徵明在画竹变体方面的功绩。如果说宋克因在试院画朱竹而在明代画竹中有筚路蓝缕之功的话,文徵明继之而起所绘的《朱竹图》,则成为现今画史中所见最早的朱竹作品,他在画竹中的地位,并不逊于宋克。又因其有《朱竹图》行世,且在后世的画竹名家如金农等人的题记中被提及,因此,其朱竹的风格,对于明代及明以后画坛来说,是有标杆意义的。
图6 [明] 孙克弘 朱竹图 纸本设色 61.7×29.9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文徵明之后,明代在朱竹方面卓然有成者恐怕非孙克弘莫属。孙克弘不仅是明代画史中朱竹作品传世最多者,其朱竹的艺术特色也要比同时期的其他画家丰富,从其中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幅《朱竹图》(图6)可略窥其画风。该图所绘五六丛茂盛的朱竹从太湖石后斜出,在石前侧,则有一两竿矮小的朱竹陪衬。与文徵明朱竹不同的是,此图中朱竹有浓淡干湿的变化,近处的竹为鲜红,而远处则为暗红甚至淡黑,以表现朱竹的不同距离与光影对比。看得出来,孙克弘对朱竹的游刃有余并不亚于其墨竹,在同时期画过朱竹的诸家中,亦可称翘楚。时人王俸称其“所绘朱竹,各极幻态,而清风髙节,烂然盈卷,东坡诸先生岂能相后先耶”,而陆树声亦称其“髙怀出俗,用朱笔写竹,奕奕有胜致,一时传赏”,足见其声名之隆,影响之盛。〔26〕孙克弘在另一幅《朱竹图》(台北故宫博物院藏)中题识曰:“朱竹不知昉自何代,相传汉寿亭侯乃倡为之,后苏长公于场屋中,见研有余朱,戏为数幅,好事者遂仿佛之。管夫人曾写百幅传世。要之,竹本绿色,世人恒以墨为点染,若墨可代竹,则朱亦可代墨矣。嗟嗟!今世之朱紫夺色,黑白不分者,岂止一朱竹已耶?”〔27〕不仅再次言及朱竹的源流,并由朱竹谈及“朱紫夺色,黑白不分”,进而针砭时弊,为朱竹的内涵另辟一蹊径。很显然,无论就朱竹造型的多样性和渐入佳境的熟练程度,以及传世作品的数量,并由此而引申的朱竹的内涵与外延,孙克弘都要比其前辈画家文徵明略胜一筹。即便如此,作为嚆矢的文徵明朱竹在画史上的意义仍然是不可替代的。
余论
文徵明是一个典型的文人画家,诗书画兼精。虽然有足够的理由相信,文徵明晚年所作的两件《朱竹图》只是应受画者之托所作,或者说可以被称为应酬之作,但其所传递的信息,仍然如同其墨竹画一样,是其直抒胸臆的反映。从有关文献和传世作品不难看出,文徵明对“竹”保持着持续的挚爱与热情。在一件《墨竹图》卷中,文徵明题写了一首《听竹》诗:“虚斋生深夜,凉声送清美。杂珮摇天风,孤琴写流水。寻声自何来,苍竿在庭圯。泠然如有求,声耳相唯诺。竹声良已佳,吾耳亦清矣。谁云声在竹,要识听由己。人清比修竹,竹瘦比君子。声入心自通,一物聊彼此。傍人漫求声,已在无声里。不然吾自吾,竹亦自竹尔。虽曰与竹居,终然邈千里。请看太始音,岂入筝琶耳?”〔28〕看得出来,文徵明与“竹”之间,已是一种超越物种的神交,他借“竹”的天籁之音,听到了来自内心的声音,故所绘诸竹图,实则是借扶疏摇曳的翠竹,浇胸中块垒。而他在画竹中所表现出的脱俗、清雅的气息贯穿始终,无论是墨竹,还是朱竹,都是如此。明人朱朴有《题文衡山竹》诗云:“衡山先生玉堂客,援笔戏写青琅玕。萧萧痩干疏疏叶,疑有清风六月寒。”〔29〕而清乾隆亦有《文徵明竹兰》诗曰:“淇澳风依空谷香,气求雅合此同堂。衡翁寓意真超俗,所见犹思鹤阜旁。”〔30〕两诗分别道出了文徵明画竹中的“清风”与“超俗”,这正是文徵明竹画中一以贯之的个性所在。他的两件《朱竹图》,虽然不乏世俗化的价值取向(如辟邪,如祝福),但个中所表现出的“清风”与“超俗”却是与墨竹不分伯仲的。正如文徵明在《题竹寄履仁》诗中所说:“竹间佳兴属王猷,竹外风烟写素秋。市散人间诗欲就,一帘疏雨入西楼。”〔31〕在其两件《朱竹图》中,这种“竹间佳兴”得到恣肆淋漓的施展,满纸清风,尽在朱笔之中。
注释:
〔1〕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和傅熹年认为“画不佳、存疑”,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《中国古代书画图目(二)》,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,第362页。
〔2〕王连起《文徵明“临赵松雪兰石图”考——兼谈文氏兰竹题材绘画》,故宫博物院《吴门画派研究》,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版,第340—346页;姜彦文《挺秀之中见精神——文徵明的〈双柯竹石图〉》,《老年教育(书画艺术)》2008年第3期;潘文协《文徵明墨竹研究》,《新美术》2015年第5期;邵彦《文徵明竹石幽兰画及相关问题》,载于《苏州文博论丛》,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,第159—187页;李毅《明代文徵明园林题材绘画中的松竹图式》,中国美术学院2018年硕士论文。
〔3〕[明] 徐应秋《玉芝堂谈荟》卷八,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;[明] 徐輶《徐氏笔精》卷五,载《艺彀(外四种)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,第539页。
〔4〕周道振、张月尊纂《文徵明年谱》卷五,百家出版社1998年版,第461页;周道振编《文徵明书画简表》,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,第62页;《故宫书画图录(七)》,台北故宫博物院1991年版,第75页。
〔5〕周道振编著《文徵明书画简表》,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,第150页;《故宫书画图录(七)》,台北故宫博物院1991年版,第103页。
〔6〕周道振、张月尊纂《文徵明年谱》卷二,百家出版社1998年版,第127页。
〔7〕《吉林省博物院藏古代绘画精品选》,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,第83页。
〔8〕潘文协《聊写胸中逸气:文徵明墨竹研究》,《苏州文博论丛2015年(总第6辑)》,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,第163页。
〔9〕《石渠宝笈》卷六,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〔10〕同上。
〔11〕同上。
〔12〕[明] 徐輶《徐氏笔精》卷五,载《艺彀(外四种)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,第539页。
〔13〕[明] 徐应秋《玉芝堂谈荟》卷八,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〔14〕[明] 王士祯《香祖笔记》卷十二,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〔15〕[明] 孙继臬《宗伯集》卷十,明万历刻本。
〔16〕[明] 徐熥《幔亭集》卷三,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〔17〕[明] 郑以伟《灵山藏·诗余》卷五,明崇祯刻本。
〔18〕[明] 陈荐夫《水明楼集》卷二,载韦宾辑《明清别集画学文献类聚(29册)》,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,第915页。
〔19〕《石渠宝笈》卷六,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〔20〕[明] 郝玉麟监修《福建通志》卷十一,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〔21〕[明] 王士祯《古夫于亭杂录》卷四,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〔22〕关于宋克画竹,参见拙文《明初文人墨竹画研究》,《苏州文博论丛2011年(总第2辑)》,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,第236—243页。
〔23〕[明] 金农著,侯辉点校《冬心先生集·冬心集拾遗》,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版,第232页。
〔24〕同上书,第265页。
〔25〕关于“华封三祝”,参见拙文《郑板桥与〈华封三祝图〉》,《书画世界》2017年3月号(总第181期)。
〔26〕《石渠宝笈》卷六,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〔27〕《故宫书画图录(八)》,台北故宫博物院1991年版,第187页。
〔28〕[明] 陆时化撰,徐德明校点《吴越所见书画录》卷三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,第268页。
〔29〕[明] 朱朴《西村诗集·补遗》,钦定四库全书本。
〔30〕[清] 弘历《御制诗初集·二集》卷八十七,御制(官修)本。
〔31〕文徵明著,陆晓东点校《莆田集》卷五,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版,第80页。
朱万章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部研究员
(本文原载《美术观察》2021年第8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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